《新月》时期罗隆基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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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时期罗隆基的言论

    1928年，罗隆基三十岁。那时《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先后在北平和上
海开张，这一时期罗隆基非常活跃，《新月》从第3卷第2期开始到第4卷1
期都是由他做主编的。《新月》本来是一个文学刊物，但罗隆基接手后，陆续发
表了不少关于人权问题的文章，挑起了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这些言论触犯了国民
党当局，也最终导致了罗隆基北上的结局，从此他一生的重要活动就都是以北方
为主了。罗隆基在《新月》时期，主要的朋友是胡适和他为主的清华留学欧美的
学者。《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罗隆基给胡适的十封信，主要是这一时期的。
那时罗隆基对胡适是非常信任的。他在给胡适的信中不仅多谈《新月》的编务，
还把自己生活上的问题向胡适述说。那时他的婚姻已出现了裂痕，有时他在和胡
适讲完《新月》编辑方面的事之后，总要提上一笔自己的家事。他说：“家事依
然一塌糊涂，十分痛苦。志摩新从上海北上，知之甚详也。不久总须求根本解决，
知念，随告。”（第64页）虽然家事并不顺心，但这一段在罗隆基一生中还是
他著述最丰的时候。

        罗隆基初从英国回来，南京方面曾延揽过他，他也不是没有动心，而是
觉得去处不是很合适。胡适曾转过一封戴季陶的信给罗隆基，是想让他到考试院
做事的，他在给胡适的复信中说：“惟原函中所谓在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
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人实难答复。”最后他告胡适“何去何从，
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上册502页）虽然后来罗隆基并没有去考试院就
职，但他对仕途还是不反感的。

        《新月》时期，罗隆基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主
要活动还是以言论政，不脱书生本色，他是给《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他
的文章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罗隆基的言论大体有两种，一是以自己的
专业背景，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一是以自己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批评国民党。

        罗隆基为《新月》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吏治》，
连载三期。在这篇长文中，罗隆基详细介绍了美国开国初期的吏治，分赃制度下
的吏治及改革运动中的吏治，不难看出罗隆基非常熟悉美国吏治变革的历史，他
如此详细地介绍也是有他自己的苦心的，他是希望国民政府能够从中借鉴一些先
进的东西。

        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发表《专家政治》一文。这是罗隆基的一
篇代表性论文。罗隆基对于现实政治是有兴趣的，这一点他的朋友都清楚，无论
那一方面都公认罗隆基是有才能从政的，反对他和欣赏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
一个行政好手。从这篇说"专家政治"的文章中，我们也能看出罗隆基对于西方
现代政治制度的熟悉程度。他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并明确
说，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罗隆基对中国政治
结构的评价是行政比政体要紧，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们总可以
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能够遭殃。
罗隆基关于专家政治的想法来自美国，他当时已经注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家政治。罗隆基认为当时中国政治上的混乱，主要原因
在行政上，具体说就是行政人员的选拔制度很落后。罗隆基回国不久，即介绍美
国未行考试制度之前的吏治，其着眼点即在如何能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出来。罗
隆基认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这就是一、武人政治；二分
赃政治。他认为，一个不经过选举、考试而是靠推荐、援引、夤缘、苟且产生出
全国的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
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及方面，先要除去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
方面，要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2卷2期）《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的
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论人权》。

        罗隆基认为，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衣食住行，温饱小康固然是
人权，但人权的范围给不止此，在罗隆基的人权观中，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是人
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
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
是他的功用。他是做人所必须条件。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是要表现他
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非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
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新月》2卷5期）罗隆基还
分析了人权和国家的关系，他引述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
为，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单单有强迫人民服从他的意志的团体。除
在严格的法理上外，国家只有在人民服从国家的利益这个条件上要求人民服从。
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
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国家，简单地说，不能产生人权，只
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说到人
权与法律的关系，罗隆基认为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说到人权的时间性
与空间性时，罗隆基认为人权有时间性与空间性，因时地而不同，有时偏重经济，
有时偏重政治。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罗隆基以“我们要什么样的人权”为题，开
列了三十五条，这些条文，可以看作是罗隆基为中国起草的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
宣言，这个宣言今天读来，也很低令人振奋。《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
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两篇文章，是罗隆基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
治国”“党在国上”等作法的，他认为，思想不能统一和不必统一，这是许多透
彻说明过的问题，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
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
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
内的派，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的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
流血的一条狭路。（《新月》第2卷，第8期、12期）《论共产主义》是这一
时期罗隆基对这个问题全面的批评，之后他还写了一篇《论中国的共产》再次阐
发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罗隆基建议他
们“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他在文章
中集中分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壮大的原因。（《新月》第3卷，第10期）

        《新月》时期，罗隆基的文章理论色彩很强，逻辑严密，非常雄辨，这
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政治论文》，由新月书店出版。

四十年代

    罗隆基在天津做《益世报》主笔期间，还有过一些政治活动，那时他已和张
君劢、张东荪等人有了较多的来往，他还参加了“再生社”，并且成为其中的主
要成员。在抗战前夕，罗隆基是主张抗日的，他和一切主张抗日的分子携起手来，
包括共产党在内。当时有人认为他是故意给政府一个难题作。在洛阳召开的国难
会议上，他和“中社”的代表熊希龄、谷锺秀、李璜一起质问汪精卫，国难会议
为什么不谈政治？汪精卫竟然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你们不满意尽管
革命好了”，罗隆基他们愤然而退。（《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36页）
抗战一起，罗隆基很本能地回到他早年的爱国主义里去了，他离开天津南下，那
时南京当局是紊乱的，对于由北方逃来共赴国难者是无暇欢迎的，他由京而汉，
参加了国民参政会，这表示他于大敌当前之时与国民党合作了，但他仍然对于政
府采取批评的态度。这一时期，罗隆基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政治漩涡中的人物了。
当时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中共交出军队、政权，放弃
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中共的批评，罗隆基也反对张君劢，他认为要抗战就要同中
共搞好关系，罗隆基在四十年代的选择，在许多了解他的人看来是不觉得奇怪的。
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休会后，罗隆基作为驻会参政员，留在武汉，武汉沦陷
前随参政会迁到重庆，四十年代初，他还一度被聘为西南联大政治系的教授，后
被解聘。

        四十年代中期，罗隆基和他早年在清华的那些朋友已经来往不多了，这
期间他作为民盟的宣传部长非常活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关于罗隆
基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我们已有的材料很多，我这里还是偏重于他那时的文章，
因为他的现实政治活动，今天还难以给出一个恰当的评价，这些还是留给未来的
历史去评说吧。

        罗隆基四十年代的文字也不少，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当时昆明的《今日
评论》和《民主周刊》上面，他在《今日评论》上重要的文章有《期成宪政的我
见》（2卷22期）《五五宪草的权利义务章》（3卷10期）《欧战与民主主义
的前途》（4卷1期）《权力与效率》（4卷9期）《日寇撤兵与中国抗战》（4
卷20期）《中国与民意政治》（4卷21期）《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4卷24、
25期）《国民参政会的效用》（5卷5期）罗隆基在《民主周刊》上写的文章更
多，几乎每期都有，《民主周刊》前面的“时评”差不多都出自罗隆基之手。他
较重要的文章有《党派团结的具体建议》（1卷7期）《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
（1卷16期）《中国民主路程遥远》（1卷19期）《中国的政治前途》（2卷1
期）《为国民党借箸一筹》（2卷4期）。

        罗隆基本来就是一个文章好手，他在四十年代的文章，主要集中于讨论
宪法和政党问题，他那些文章完全以一个在野者的身份说话，要求国民党尽早结
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联合政府，实行多党政治。从学理上说，罗隆基这个时
期的文章，无懈可击，但总体上评价，还是胡适当年批评他的，因为自己过于受
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
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四十年代是罗隆基的黄金时代，
1940年11月3日，当时《新华日报》战地记者陆诒先生曾在昆明采访过罗隆基
一次，他笔下的罗隆基是这样的：“我就在这里访问了国民参政员、西南联合大
学教授罗隆基先生，畅谈国内外时事形势。罗教授身穿一件深色长袍，西装裤，
足蹬革履，头发向两边分开，容光焕发，风度翩翩，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
轻得多。他接见记者时一点也不拘束，并说他曾办报多年，彼此是同行，乐于谈
点多时局的看法。”（陆诒《文史杂忆》第210页，上海文史资料第75辑）

        采访结束后，罗隆基还对陆诒说了这样一番话：“《新华日报》办得很
有生气，就是发行工作没有做好，从重庆寄到昆明相隔时间太久，你们应该派人
来此做点调查工作，设法改进发行工作，以满足读者的期望。”不知是因为陆诒
是《新华日报》的记者，罗隆基才说了这些话，还是他真正就是那样认为的。如
果说二三十年代的罗隆基还是一个书生论政的大学教授，那么四十年代的罗隆基
就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了，那时他已是民盟的要角，作为国共之间第三方面的代表，
他参加了影响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六十年代罗隆基写了长篇回忆文章《从
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3页），
详细回忆了他那一阶段所经历的事情，从民盟的建立，到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活动，
叶笃义在六十年代也写过一篇《我与罗隆基》（《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第
38页），所忆的事情没有什么差别，需要说明的是他们那时已是右派，而且在
那样的年代里写回忆文字，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尽管他们都是有过良好
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但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们的回忆录是作为检查来写的，所
以有很大局限。1949年罗隆基和张澜被困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脱险后离沪赴京。
（参阅郑定竹《张澜、罗隆基住院及脱险》，《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

        对于四十年代的罗隆基，当时的社会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可以说是有很
多说法的，因为在那样的历史关头，罗隆基的选择对于一些更有历史眼光的自由
主义来说，他们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罗隆基。这一时期，真正爱护罗隆基的还
是他早年那些清华的校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梁实秋。可以这么说，在罗隆基
受到他早年朋友们非议最多的时候，在政见上和罗隆基根本不同的梁实秋却能公
正地看待他。梁实秋在当时的《世纪评论》2卷15期上写了一篇长文《罗隆基
论》。对于为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出来，梁实秋有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应该爱护一个政治上的人才，“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梁实秋说
他并不是适宜于写这种文章的人，他的理由是罗隆基年纪还不大，将来可能会变
化，不便加以定论，另外他和罗隆基有三十多年的交谊，难免不有偏见。但那时
社会上对于罗隆基的抨击很多，梁实秋觉得还是应该出来写这第一篇文章。他说：
“我觉得社会要培养一个从才很难，而毁掉他很易，这与政治上的人才为尤然。
罗隆基之为人，毁誉参半，我并无意为他分辨，他自有他的人格与事业在，大家
本可自由的予以衡量。不过近来我看见许多文字与记载，似乎都是恶意的对于罗
隆基另以抨击，其目的似乎是要把他毁掉。一个人之被毁掉，是一件小事，但是
这种风气不好，在一个将踏入宪政时期的国家里这种风气尤其不好。我们希望政
治走上民主轨道的人，愿意看见政治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才不断的出现。我们并不
愿意看见政治上全是清一色的标准化的人物。各人的意见不同可以互相批评。但
是这批评也似乎应该有一个无形的限度，第一我们不必以揭发隐私为攻击的手
段，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在理论上互相辨驳，我们不该以各种低级趣味的技巧来
毁坏对方的声誉；第二我们的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并不以置对方于绝地而后快。”
那时攻击罗隆基的主要是国民党官方的报纸，说罗隆基的绰号是“玻璃裤子”，
南京方面还有报纸在宣扬，说罗隆基“玻璃裤子”也脱下来了。在昆明时，有人
把罗隆基写作“罗隆斯基”，把闻一多写作“闻一多夫”，对此梁实秋的看法是
“我们在政治理论的斗争上不需要这样的幽默。”那时还有报纸说罗隆基坐了周
恩来的浅绿色汽车在南京招摇过世。梁实秋对这种说法也很不以为然，他说：“他
坐那辆浅绿色的汽车，我亲眼见过，并不诬他。但是这成什么新闻呢？浅绿色的
汽车，周恩来坐得，罗隆基坐不得？难道一定要达官贵宦的眷属子弟才可以坐汽
车？此事虽小，发布这项新闻的人的心理是很不健全的”。那一时期北平还有一
张小报转载南京一张大报的社论，标题是《驱逐罗隆基出境》，理由是中共代表
已经归返延安，罗隆基已无所附骊，应该追随到延安去作中共的尾巴。梁实秋也
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驱逐出境是一种惩罚，罗隆基犯了什么罪而要予以驱
逐出境的处分呢？与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战斗的共产党，其代表周恩来并不是用
驱逐出境的方式而离京的，是用外交的礼貌限期送他出境的。有人说街上的狗只
有切断尾巴的，没有切断头的，这话说得太可怕了。”那时还有人利用罗隆基的
私生活作为攻击他的张本。报纸上也不时有这样的飞短流长。国民党的一家报纸
上还披露了一封罗隆基的“情书”，用以诋毁罗隆基的人格。

        那时很多不赞成罗隆基的人，差不多都说他是投机分子，对于这种说法，
梁实秋说：“如果一个人在许多样政治理论当中挑选一种比较的他认为最合理的、
最适宜的、最有实现可能的，而加以宣扬鼓吹，如果这样的人叫作投机分子，那
么我说罗隆基是一个投机分子。如果一个人朝秦暮楚以做官为目的，‘有奶便是
娘’这样才是投机分子，那么我可断然说罗隆基不是投机分子。

        据梁实秋介绍，罗隆基二十来所作的政治活动他是很清楚的。在外国作
学生时代，一向是同情于革命运动，对于孙中山先生是深为向往的。孙中山逝世
的那一年，在纽约号召华侨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华侨方面也有不少国民党员，
主其事者当中却有罗隆基、闻一多和潘光旦等人，主席就是罗隆基。罗隆基回国
以后，由于姻亲的关系，他有机会得到南洋巨绅“中山老友”张某的支持而得到
官做，这在许多刚回国而尚无职业的留学生看来当然是难得的机缘，但是张某附
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要罗隆基进党──进那个当时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为号
召的国民党。罗隆基毅然拒绝了，他离开南洋，回到上海教书。回到上海以后，
罗隆基因为与一些要人的私交，也有过许多被援引做官的机会，条件虽然没有明
说，但还是以入党为前提，他又毅然拒绝了，回到北平去做新闻记者。梁实秋是
罗隆基清华和留学时代的老友，他所说的事不会是假的。他虽然和罗隆基不是一
类人，但他对罗隆基的评价却是很高的。他说：“‘同学少年多不贱’，罗隆基
始终不曾低头，他对政治的热情从来不曾减退。他写的无数篇社论，归根到底，
不外民主、自由两大要义。”在政协空气最浓的时候，确有罗隆基要做官的呼声。
等到国共和谈破裂，他做官的希望归于乌有，很多朋友为此而惋惜，但梁实秋并
不这样想，他认为，一个人若忠于他的信仰，若坚持他的抱负，是否出仕，并不
重要。假使于民盟拒绝参加国大之际，罗隆基匹马单枪的跳出民盟，而参加国大，
各方面将欢迎不暇，改组政府分一杯羹亦是意中之事，但罗隆基没有那样做。罗
隆基并不是不想做官，机会到来，他不会拒绝做官的，不过要看在什么条件之下
做官而已。

        梁实秋认为二十年来，罗隆基一向是站在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这不是投
机。如果在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局促在两广州的时候而反对国民党，那也许是投
机。罗隆基和国民党对立，是在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在朝者弹冠相庆，在野者
阿谀篷迎的时候。罗隆基以一介书生，胆敢与在朝的革命党政府相抗，果所何恃？
果所何求？这算什么投机？从在上海办《新月》杂志的时候起，他主张的是人权、
民主、宪政、自由、中央地方均权，一直到现，大体上没有变化，他反对一党专
政，他催促颁布宪法，他拥护人权自由，他呼吁缩短训政期限，他鼓吹抗日，他
讥弹贪污纠举亲贵，他重视政协──这种种，都是后来国民党一件一件的说是作
了，多多少少作了，都是认为必须而合理的事。罗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
话说早了一点。在“以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
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
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
这此些都可以证明罗隆基这个人不是投机，而是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