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及其抗日救亡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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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时及其抗日救亡的主张

刘雅丽

王造时（1902-1971）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是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15岁考入清华。1925年7月毕业，公费派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攻读政治学，一直到1929年7月，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9年8月，王造时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政治思想与比较政府。

文化救国

1930年5月，王造时从英国经西欧、苏联回国。王造时回国后，拒绝国民党的高官拉拢，在上海以教书为业。1930年秋即参加人权运动，1931年在《新月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表达政见。1931年10月新月书店出版王造时的《救亡两大政策》小册子，提出其抗日主张。1931年11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1932年新月书店出版王造时专著之一《国际联盟与中日问题》。1935年6月自由言论出版社出版了王造时专著之一《荒谬集》，其中有一些文章表述了其治国思想。

1935年12月，王造时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1936年1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任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36年3月，主办《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1936年5月，主办《救亡情报》。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参与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兼任宣传部长，为该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爆发，1936年11月23日被捕入狱，1937年7月31日释放。1937年6月，改造杂志社再版王造时专著之一《为中日问题敬告日本国民》一书。1938年4月，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1月被聘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5月9日，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撰文约80余篇，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主张。1939年10月1日，在重庆参与发起召开宪政座谈会。1942年6月7日，以中国国民参政员和《前方日报》社社长的名义，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公开信。1943年，任“宪政实施协进会”成员。1944年，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王造时在吉安召开座谈会、报告会，并发表文章，配合以重庆为中心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宣传民主宪政。1946年8月，创办“自由出版社”，王造时任社长。1947年8月3日，在京、津、渝、港《大公报》上与人联名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一文。1948年4月1日，在《大公报》上与人联名发表《针对美国积极助日，中国应有的政策》。

抗日主张

从“九·一八”事变起，王造时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是抗日救亡的先驱者之一，对挽救祖国危亡做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1月28日在上海“一·二八”抗战四周年纪念会上，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王造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着重指出，四年以来的事实，第一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非吞并我全个中国不可；第二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除了用武力威胁我国外，还利用各种各色的汉奸，直接间接做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第三证明了依赖政策的错误；第四证明了不抵抗政策主义的可耻；第五证明了民众力量的伟大，如果对日要抗战，非先解放民众不可。四年以来的痛苦历史，给了中国人民一系列重要的经验教训：（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非吞并我全个中国不可。因此我们与他绝对没有妥协的可能，如果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与他只有拼一个你死我活。（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除了用武力威胁外，还利用各种各色的汉奸，直接间接出卖民族利益，因此我们除了与敌人拼一个死活外，还得要肃清一切卖国贼。（三）依赖国联落了一场空，现在转过脸来依赖敌人亲善，危险更加万倍，非反对不可。只有自己站得起来，才能希望得到国际上的援助。（四）不抵抗主义是可耻，是卑怯，因此我们对于辩护不抵抗主义的各种汉奸理论，也非一概打倒不可。（五）民众不参加不能成功，所以在抗敌战争发动以前，必须先行开放民众运动，立即取消钳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的法令、制度及手段。王造时的这些观点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1936年3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创刊，王造时为了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安危，撰文《为什么》，观点异常鲜明：“今日之事，只有战！”全文仅仅五百余字，竟一口气提出了十七个“为什么？”督促政府：下定决心抗战；以抗敌战争为总目标做全民族的准备；团结全国的力量；求人民与政府一致；不要镇压救国运动、钳制各种自由，逼迫人民离开政府；外交上，搞好与俄国的关系、加紧与英美的联合，驻外的大使公使等外交人员调些有主张、有办法、懂外交的精干人才；对日本，不要相信调整两国关系的办法，应否认广田所谓三大原则；不让敌人在华北得步进尺的横行；严厉制裁汉奸；经济上，实施战时计划，准备各种军需品；教育上，要有全国的国难教育方案，各大中小学不应施行奴化教育；对政府的机构，要求简单灵敏而有力，裁减闲散机关和人员，罢免昏庸、检举贪污、根本刷新政治。

创办报刊

1936年5月6日，救国会的机关报——《救亡情报》创刊，作为在救国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王造时对该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花费了不少心血，对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救亡情报》创刊号上，他撰写了题为《认识敌人的目的》的文章，反驳了当时认为“日本的目的在进攻苏联，其所以侵略中国，乃是预备进攻苏联的手段”的错误观点；他深刻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四年又八个月的横行，推翻了远东的均势，打破了列强的门户开放政策，其最后的目的显然非吞并我全个中国不可。但是在进行这个野心计划之中，它深恐欧美的干涉，同时知道资本主义的列强与社会主义的苏俄有很大的矛盾，于是时常放出一种空气，说它的所以侵占中国土地，乃是为进攻苏俄的准备，转移世界视线。”同时我们的不抵抗主义者因为丧失了这么多的地方，至今还是不抵抗，非要找出一种理由，去掩饰他们的罪恶不可，于是他们心甘情愿中日本的诡计，并且拿这种理由游说一般人相信“日本的目的不在中国，而在苏俄，日本侵略我们不过是进攻苏俄的手段”。最后，王造时强调：我们要认识敌人的目的在吞并我们全个中国；所谓进攻苏联，乃是它所造的空气，所用的手段。“我们是它的对象，它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只有反抗！只有立刻的反抗！只有武力的反抗！只有全民族的反抗，才有我们的生路！”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王造时当选为常务委员、兼任宣传部长，为该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王造时认为：抗日救国是救国会的目的，必须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国力量集中起来，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正当全国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于1936年11月23日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随后押解苏州，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关进高等法院看守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各党各派爱国人士纷纷抗议，签名营救。七君子被捕后，在狱中进行了坚决斗争。王造时在狱中为了再三明确自己的主张，他于1936年6月23日和29日分别两次挥毫题词：“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全国一致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大家团结起来御侮不可。”

由于“七七”抗战爆发，国内外政治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局面的出现；也由于沈钧儒、王造时他们坚强不屈的斗争，国内外知名人士的营救，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1937年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