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之一王造时为何建国后被打成右派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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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苏谈判破裂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为了日本既定的战略目标，紧步德国后尘，以调整日苏邦交为由，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4年第03期 作者： 周英才  原题为： 王造时“反苏”真相

　著名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解放后一直背着个沉重的“反苏”包袱。1957年被“钦定”为大右派，历经磨难；“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折磨再次升级，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终被惨死于鬼魅之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造时被彻底平反，其“反苏”真相才昭然于天下。

　　王造时是江西安福县人，出身于平民之家，1930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拒绝从政，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王造时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作斗争，是我国抗日救亡的先驱者之一。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乏造时不惧于威，不诱于誉，两次遭到逮捕，两次坐牢，一次暗杀，多次失业，但他为真理而战，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一

　　建国后，声名中外的“七君子”，除邹韬奋于1944年病故和李公朴于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外，其余5位“君子”有4位陆续调去北京高就。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惟独学位最高，年纪又轻，功劳更是不含糊的王造时却被冷落，无人过问，一直在上海“待业”。直到1951年，下半年，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闻讯，才聘请他去任政治系教授，算是找到个安身吃饭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朋友们一直在议论着。其实，就连王造时本人也觉察不到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听史良透霹说：据说中央某领导可能对你执笔给斯大林写信的问题有看法。其实这是个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有机会你得主动找有关领导说明一下，消除误会。1956年初，张孟闻从北京开会回沪后也对他说，中央某领导说是一个什么条约问题，对你有误会，有看法，还点了你的名。就是这些误会和看法，使王造时白璧成冤。

　　那是1941年4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日本天皇陛下，为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缔结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共4条：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更为使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个条约还附了一份《共同宣言》：

　　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的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为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二

　　“条约”和“宣言”公布后，中国人民震惊，世界舆论哗然。

众所周知，1941年是中国抗战最困难、最危险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半壁江山，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国内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关系再度紧张。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世界上反法西斯大国苏联，突然出现这样的举动，实在令人震惊。“条约”的签订，就意味着日寇侵华，苏联将不顾国际准则，不分是非地保持“中立”。任何一个有着正义感的国家和人民都是难以理解的，特别是在“宣言”中还居然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真是荒谬至极。

　　所谓“满洲国”，乃我国东北地区三省的神圣领土，那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强行占领后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坚持斗争。除日本及其几个法西斯盟国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正义的国家承认过，而苏联怎能“尊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神圣领土还要承认“满洲国”呢？理所当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苏联的这一举动，给法西斯分子及其日伪汉奸以极大的鼓舞。南京汪伪政权的报纸在刊发这一消息时，以大字套红出版，还配以斯大林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立握手的大照片。他们无耻地声称“日苏条约的成功，是以证明和平运动的正确，将使渝方抗战之日益失其根据。”德国原驻苏大使舒伦堡也得意地说：“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事实表明，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使亲者痛、仇者快。

　　而以抗日救国战斗不息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同仁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反响强烈。当时在重庆的“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相约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大家对此事谈谈看法。这些人中，不少就是政治法律、国际外交方面的专家，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苏联当局如此举动，问题是非同小可的。

　　早在两年前，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了“祸水”西引，使自己置于所谓帝国主义战争之外。一时间，它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威胁，反而成了战争的受益者。不过，苏联与德国这种“蜜月”关系只维持了一年多。1940年冬，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德期间，根据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建议，苏联应当完全站在德、意、日三国同盟之一边，4国订立一个为期10年的合作协定。只要订立这个协定，德国便完全承认并尊重属于苏联现在所有的领土范围。苏联当时也很想签订这个协定，但又有很大的风险。这是因为，美国尚未参战，战争的胜负还没有真正地显露出来。一旦战争的最终胜利在英、美一方，与3个法西斯国家签订同盟，不仅使自己完全丧失其“中立”的立场，而且还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苏联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向德国提出了“协定”的4个附加条件：一、德国军队立即从苏联的势力范围芬兰撤出；二、苏联同保加利亚缔结互助条约，并长期租借达达尼尔海峡的陆海军基地；三、确认巴统及巴库以南至波斯湾地区为苏联领土所希望的中心；四、日本放弃在库页岛开采石油的权利。苏联的上述扩张要求，对于一心想统治全世界的希特勒来说，不仅不会接受，而且极为愤怒。1940年12月，德国一举作出了对苏联作战的决定。

　　德苏谈判破裂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为了日本既定的战略目标，紧步德国后尘，以调整日苏邦交为由，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两国为了各自利益的需要，背着中国达成了《苏日中立条约》，使中国成为这两个国家互相妥协的最直接的受害者。

　　三

　　参加座谈会的各位先生认为，苏联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在援华抗日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过帮助。但是，当其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之际，而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作为选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实在令人遗憾。它不仅妨碍了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而且对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日救国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确有对他们发表意见的必要。

　　对此，国民党政府也很快作出了反应。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会上，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推举王造时执笔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王造时挑灯夜战，急就信稿，交给张申府斧正。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里再次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定稿，签上名字。公开信全文如下：苏联大使潘友新先生并请转贵国领袖斯大林先生勋鉴：

　　我们以中国公民的立场，谨以最恳切的热诚，致书于阁下。贵国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及积极援助我中国抗战的事实，使我国民众对于贵国具有至高的景仰，与无限的希望。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我们很殷切的希望，阁下对于该项协定，能就下列三点，在相当的时机，用相当的方式，作一补充的说明，以祛除我国国民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疑虑。(一)尊重所谓“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满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中国抗战自始即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则，认定日本帝国主义为唯一敌人。对于友邦的援助固然极端欢迎与感谢，但对于友邦一时的苦衷所造成不利于我的表现，除表示否认外，亦莫不寄以极端忍耐的期待。我们深信，我们的抗战，不仅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抑且有裨益于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且深信我们必然全国团结一致，经过长期奋斗，获得最后胜利，恢复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

　　我们为主张抗战之人。我们亦为景仰贵国主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其无限的期望。故谨以致诚，略献数语，以供阁下考虑。此信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意见。

　　专此，并致革命敬礼！

　　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等

　　中华民国三十年四月十七日签字

　　四

　　此信签名之后，由沙千里誊写了两份，并由沙送至苏联驻华大使馆潘友新大使转交斯大林，一份由王造时送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第二天王造时便离开了重庆，回到江西吉安继续办他的《前方日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到信件后，转由中新社发表。大陆和香港不少报纸、杂志、电台不仅作了报道，还进行了评述。肯定了他们写信的动机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苏联和日本签订的这个“条约”和发表的“宣言”，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助长了敌人的侵略气焰，打击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忱与决心，任何时候看都是错误的。然而，王造时执笔写的这封信，他既站在中国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对苏日条约及其宣言中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态度，感到“莫大的遗憾”；但又考虑到苏联是我国的友好邻邦，支持了中国的抗战，这次与日本签约也许有战略上“一时的苦衷”，因而在信件的内容上十分克制，摆事实，讲道理，语言和措词都很客气友好，心平气和地表明自己的正义立场，任何时候看都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公开信见报之后，正在重庆的中共某领导找沈钧儒、章乃器等谈看法时说，救国会的朋友们写这封信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又考虑到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反苏反共分子所利用。沈钧儒当时表示说，我们考虑问题不全面，有些欠妥。而章乃器则坚持说，为了维护国家的神圣主权，此信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也提及此事。他答复斯诺说：“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240页)以后发生的上述这些事情，因王造时早巳回

　　江西了，他一直不曾知道。

　　解放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建交，两国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与加强，使这封公开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按照苏联《真理报》所定的调子解释说，苏日条约的签订，这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向南不向北，免得苏联腹背受敌，让苏联集中力量在西线对付德国侵略者。也就是说，要以牺牲中国主权的代价来牵制日本，保护苏联。按照这个逻辑，“公开信”自然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了。

　　当时的所谓“反苏”，实质上就意味着“反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听到风就是雨，不作认真细微的调查研究，对王造时抓住不放。一位说，这封信是给斯大林的抗议信；另一位说，这是一个攻击斯大林的声明。甚至还有更离奇的说法：这封信是王造时事先起草好了的，是他强迫救国会负责人签字的。这些说法虽然绝对与事实不符，但却没有及时地负责任地澄清，使这位执笔人成了“反苏”的罪魁祸首。王造时感到极大的冤屈，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五

　　1957年2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王造时特邀列席了这次会议。借此机会，他向有关方面提出了关于写“公开信”的问题，要求澄清事实，分清责任。组织上对此事很为重视，上海市统战部长刘述周会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详细听取了王造时关于写“公开信”的经过，29日又找到在京的当事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回顾了这件事的全过程。他们说当时写那封信，是我们召开座谈会后共同商量决定的，信的内容也是大家共同修改定稿的，即使写那封信是错误的，也应该由我们9个人共同负责，不应该由王造时先生一个人担当。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知音。他总是设身处地想到他人，关心他人的冷热痛痒。他对王造时的“包袱”早有所闻，但对整个过程又不完全清楚。他在日理万机之中，决定抽时间单独找王造时谈谈心。

　　3月27日下午，周恩来派秘书前往政协招待所接王造时进中南海，并与之一起进晚餐。周恩来一边与王造时碰杯喝酒，一边回顾着早年两人在重庆的小饭馆里吃阳春面、抗战时期在江西吉安夜晚约见的不少往事。周恩来谈笑自如，气氛融洽轻松。晚饭过后，周继续与王促膝长谈，仔细地倾听王陈述这不白之冤。周恩来一面问明某些过程，一面向王作些解释。周对这场误会表示完全理解，说历史问题大家说清楚了就好了，归咎了先生一个人负责那是不公平的。周恩来风趣地说：潘大逵先生说你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我看你并不憔悴，还长得很胖呢。希望从此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地工作，眼睛要朝前看。

　　交谈结束后，周恩来把王造时送到门口，他紧紧地握着王造时的手说，对于王先生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其学识才华，应当妥善地安排工作。如果王先生愿意的话，待会议结束后，将考虑调到北京来。

　　对周总理的知遇之恩，使王造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觉得共产党了解他、信任他，非常高兴，从此卸下了背了多年的思想包袱，感到一身轻松，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为国家和人民竭尽绵薄之力。

　　王造时一回到上海就给总理写信说：“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的是你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我作一恳谈。你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你提出我来北京工作等问题，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

　　不料王造时返回上海只有两个多月，一场政治运动如急风暴雨劈袭而来，王造时被点名打成了大右派。自然，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定为“历史上的反苏反共罪行”，成了他的灭顶之灾。6月22日，王造时再次给周总理写信，表明自己爱国爱党的心迹。也是求助的最后一线希望。然而，这封信不管周恩来收到没收到，在那种情势下，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文化大革命”中，当时的中苏关系已成敌对状态，可当权者为了整人的需要，再次抛出这颗“重磅炸弹”对王造时进行狂轰滥炸，并于1966年11月2日由上海市公检法以“反革命”罪将其逮捕入狱。王造时百口莫辩，有冤难申，只好背着那个沉重的“十安架”而含冤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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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时大律师的事说不完，今天只说因爱国而惹祸一事。那是 1941年4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日本天皇，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缔结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这个条约还附了一份《共同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为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条约”和“宣言”公布后，中国人民震惊，世界舆论哗然。当时在重庆的“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相约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大家对此事谈谈看法。参加座谈会的各位先生认为，苏联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在援华抗日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过帮助。但是，当其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之际，而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作为选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实在令人遗憾。它不仅妨碍了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而且对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日救国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确有对他们发表意见的必要。
　　会上，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推举王造时执笔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王造时挑灯夜战，急就信稿，交给张申府斧正。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里再次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定稿，签上名字。
　　王造时执笔写的这封信，他既站在中国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对苏日条约及其宣言中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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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日本苏联的罪恶交易
李止鸢 2018/1/21

早在３０年代，日本侵略者在我国黑龙江东宁等地修筑了许多军事要塞，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备令人吃惊。为此，他们动用了大量的中国劳工，其中大多数人都死在那里。东宁位于绥芬河一带，与俄罗斯隔河相望，这些工事显然是针对当年的苏联政权的。令人奇怪的是，日军花了那么大力气来修筑这些工事，为什么到后来又弃之不用了呢？这显然与日苏两国的妥协有关。

日苏两国的妥协是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实现的。在此之前，即１９４０年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炉边闲话”（亦称“炉边讲话”）中，把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相提并论，并宣布要进一步对中国实行军事援助。随后美国国务卿赫尔也表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摧毁文明世界的第一步，美国不能坐视不救。

美国政府的态度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也使国际形势更加明朗。１９４１年１月２日，《大公报》以《炉边爆弹破春晓》为题发表杜评说，德国和日本在欧亚两洲的穷兵黩武，使“一九四一年将为决定世界大局的命运之一年”。在这种形势下，除了“英国的战斗力量及中国的继续抗战，自然是直接的决定因素”外，还有两个足以左右局势的重要力量，那就是美国对民主国家的援助以及苏联和平政策的坚持。社评说：从罗斯福总统所表示的“对于暴力之不能妥协，一若我们不能与夷烧弹讲理”的观点来看，美国已经“走近参战之路”；因此苏联是否信守承诺，继续坚持其反法西斯立场，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１月２１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议会发表演说，谈到要消除日苏之间的误会，重新调整两国关系。二月中旬，松冈在日本众院重申这个问题，并说两国关系 “最近颇多改善”。日方对苏暗送秋波，自然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２月２３日是苏联建军节，苏联驻华武官在重庆举行执行会。按惯例蒋介石是不参加这类活动的，这一次他却破例去苏联大使馆表示祝贺。

《大公报》援引来自伦敦的消息说，《泰晤士报》认为日苏两国可能要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于是人们纷纷猜测松冈将访问苏联；但日本政府发言人在面对记者的询问时，却对两国即将开始的蜜月守口如瓶。路透社又报道说，松冈即将取道西伯利亚赴德国、意大利访问，而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则是为了签订日苏条约。

３月１２日，松冈开始赴欧洲访问。临行前他声称此行任务重大，返回途中将访问莫斯科，可见英国新闻界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后，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了军火租借法案，罗斯福也再次表示援华计划正在进行之中。

对于日苏关系的这种变化，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极为关注。３月１８日，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松冈洋右已由日经苏联赴德，其任务不明，外间有无数揣测。”３月２２日，《大公报》也发表《松冈骗不了苏联》的社评，指出松冈此行的第一目的，即第一阴谋，就是“想在莫斯科挂一钩”。至于如何挂钩，“大概不外下述三点：（一）藉口南进，请苏联予以谅解及保障。（二）利用中国党派问题，劝诱苏联停止援华。（三）籍调停英德战争的姿态，使苏联感觉孤立，因而就范。”文章认为，这些浅薄的理由是骗不了苏联政治家的：第一，“苏联是中国的友邦，对中国同情最深，对日本认识最透，自然不会为松冈的如簧之舌所惑，而谅解其灭华。”第二，党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有把握予以解决，所以这个问题不会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第三，关于调停战争，英国首先不会相信其诚意；要让苏联因为“感觉孤立”而就范，也没那么容易。另外，《大公报》还在３月２４日的短评中说，松冈路经西伯利亚时，苏联在那里举行了军事演习．这也表明松冈到莫斯科不会有什么收获。

然而，就如同罗斯福所谓“不能与夷烧弹讲理”一样，《大公报》的这些言论虽然用心良苦，但对于一个以暴易暴的政权来说，却完全是对牛弹琴。松冈是在３月２３日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就破例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可见斯大林对他的到来是多么重视。对于这种情况，也许局外人看得更为清楚。4月2日，《大公报》转载《泰晤士报》的评论说：日苏双方可能要签订一个商务条约，以便为缔结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协定――互不侵犯条约作准备；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从３０万关东军中抽出大部分来用于南进，“并将压迫苏联，停止对华的援助。”第二天，该报又报道说，日本已宣布与苏联举行的经济谈判即将结束，可见《泰晤士报》的分析是有根据的

４月４日，松冈在柏林踌躇满志地对新闻界说，这次出访比他“离国前所预期之成果，有‘加倍之收获’”，并声称现在的形势就如同“夜幕初启，东方发白”一样。４月７日，松冈访问德、意之后返回莫斯科。为分析松冈是否负有特殊使命，舆论界纷纷猜测他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有的说三天，有的说四天，也有的说“松冈因有极重要之公务，已决定提前返国。”最后，还是松冈自己揭开了谜底：“本人原计划于十日离此，但如暂缓离此可有裨益，拟稍缓返国。”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双方的司马昭之心，已经是路人皆知了，然而《大公报》还是在４月９日社评中说：松冈此行的目的，是企图争取苏联在远东地区保持中立。根据常识判断，苏联是不可能否满足其欲望的。第一，如果苏联满足松冈的要求，就会使日本暂无北顾之忧，将力量用到对付中国和英美的战略上来，这不仅对德、意、日有利，也对苏联构成了更大威胁。何况三国同盟就是反共联盟，苏联绝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第二，中苏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凡足以减弱中国抵抗力量或便利日本对华进攻的日本任何要求。苏联一定不会允诺。”基于以上判断，该报认为“聪明老练”的苏联当局，只有“发挥巧妙的手腕，使松冈到底猜不透”自己的真正意图，才能在外交上取得成功。

这显然是书生之见，因为在斯大林的外交辞典里，是找不到“友好邻邦”等词汇的。相比之下，倒是林语堂的分析较为透辟。他说：松冈此行的目标，虽然是想借德方之力谋解决苏联问题，但由于苏联玩的是“放狗相咬”的手段，所以主动权仍然是握在斯大林手里。他强调，苏联的外并政策是先诱导德国进攻英国，再唆使日本占领中国并攻打美国，以便自己从中渔利。（林语堂：《美国通信》，《大公报》４月１４日）

在莫斯科，松冈与莫洛托夫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后，突然宣布要去列宁格勒访问。据说，松冈曾经在那里担任过外交官，这一次不过是旧地重游。但实际上很可能是等待苏联当局的最后决策。４月１０日，也就是松冈在列宁格勒访问的时候，有消息说他的行程将延长到本月１３日。第二天松冈返回莫斯科后与莫洛托夫继续举行会谈。当天日本首相近卫还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但没有透露日苏会谈的具体内容。４月１２日，松冈和莫洛托夫在第四轮会谈后拜会了斯大林。这说明双方已取得满意的结果。

松冈的行动自然引起外交界的关注。４月１２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急欲了解松冈二次访问莫斯科有何用意”，会见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顾在回忆录中写道：“鲍格莫洛夫说，此次会涉及到的只是对苏联和日本有关的问题，属于商业或者经济方面，诸如贸易和渔业等。他认为不会缔结政治协议，同时第三方的利益也不会受到影响。他向我担保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依然极其良好。他解释说，两国的边界线很长，彼此间的关系极端重要。苏联政府希望看到中国依然是以民治为基础的独立的民主国家。日本外相在苏联逗留时间之所以延长，是因为他想多参观一些地方。松冈刚刚访问了他青年时代曾居住过一段时间的列宁格勒。如果正在进行政治会谈，松冈似乎是不会离开莫斯科去作这次旅行的。”（《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卷第七章第十节、第十一节）

鲍格莫洛夫话音未落，《苏日中立条约》签字仪式于４月１３日在莫斯科举行。４月１５日，《大公报》披露《苏日中立条约》内容。该条约共四个条款，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显然是对日本侵略的默许和纵容。与此同时，该报还刊登了两国《共同宣言》的全文：“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的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着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于是，在这场狼狈为奸的交易中，蒙古和东北竟成了相互馈赠的供品。难怪斯大林说松冈是他“所见过的最直率的人”，松冈也信誓旦旦表示要信守协定。所以林语堂在另一封《美国通信》中极为悲愤地说：《苏日条约》“用意深长，盖本苏联自己不打劝人相打之八字金言，虽称之为含恶意之‘友谊条约’亦无不可。” （《大公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９日）

《苏日中立文约》和《共同宣言》使中国朝野极为震动。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大公报》也发表了题为《苏日中立条约》的社评，指出其三大危害：第一，苏联所谓中立，有利于日本侵略中国并向英美开战，这与苏联过去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第二，这个条约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破坏了１９２４年签署的“中苏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拒绝了日本倡导的防共同盟，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三，苏联无视中国主权，公然承认伪满洲国的存在，也是对１９３７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背叛。在论及苏日妥协的影响时，该社评认为苏联背信弃义地与日本签订所谓中立条约，既“便利了暴日之侵华”，又“便利了暴日的南进”。这就要求国人必须肩负起抗战到底的职责，也要求英美等友好国家“要积极布防，准备截击太平洋上的海盗！”

４月１６日，《大公报》又刊登《松冈离莫斯科光景》的通讯，说斯大林为了取媚于日本，一反深居简出的习惯专门到车站为松冈送行。斯大林在车站见到松冈后，不仅亲切握手，拍肩谈笑，合影留念，还依依不舍地登上列车又谈了十来分钟，国际列车因此未能正点发出。这种“向所未有之事”，至今读来令人作呕。

相比之下，美国方面的立场和表现却让人难忘。４月１４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接见记者时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将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的发展，并继续援助中国。第二天，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偕宋子文暨美财长摩根韬晋谒，罗斯福当即表示，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军火租借法案予以考虑。此外，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并命令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国使用。为此，《大公报》于４月７日发表了题为《美国精神》的社评。认为在这机诈相尚、信义凋零、狂涛泛滥、精神堕落的时代，美国始终坚守信约，随时发出正义的吼声，对于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是最有力的支持。

４月底，有消息说松冈即将访问美国，美国务卿赫尔表示不知此事；有关人士说松冈即便要来，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人。５月初，松冈又厚颜无耻地发出信息，表示愿邀请罗斯福访日。但是赫尔表示，美国并没有收到日方约请，即使收到，也将予以拒绝。５月２３日，赫尔约见胡适时指出：“日美交涉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同时更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后来，美国一直恪守这个诺言，而到了最后，中国的意见乃产生了使美国坚持不对日妥协的效果。”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七一九至一七二０页）

《苏日中立条约》和《共同宣言》发表后，中国知识界反应十分强烈。尤其是曾经把苏联视为“最好友邦”的救国会“七君子”们，更觉得“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于是他们推举王造时“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是很大的遗憾。”（王造时遗稿：《关于致斯大体大元帅的信》，见《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这封信经张申府修改后，由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王造时共同签名，分别递交苏联驻华大使馆和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尽管该信的措词较为温和，但还是有人从中作梗，竭力阻止其面世。

据王造时回忆，当时张友渔也在场。张是救国会的核心成员，但不知为什么他在《张友渔回忆录》没有谈及此事。查《王世杰日记》，王也只是在４月９日记了一笔：“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质问。”至于公开信如何处理，从日记中看不出来。

《王世杰日记》中还有些关于日苏条约的内幕。譬如４月１３日晚１０时许，王世杰得知日苏双方签署条约的消息后，“当即以电话报告蒋（介石）先生，并对通讯社及检查局有所指示。 ”第二天，他在“中央常会席上，报日苏签约之消息。会中讨论三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４月１５日，他又召开有关方面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要求“各方言论务极慎重，以免造成反苏之印象。到会者颇有不以为然者，但予坚嘱必须如此。”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还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据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报告，日本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亲往车站送松冈行，并与之行苏联‘亲颊’礼。另据日方同盟社电，松冈在苏联政府公署签约后，曾题字纪念，所题者为‘言而有信’四字。”这些细节对于上述新闻也是很好的印证。

从《王世杰日记》中，还可以看出各方面对苏日条约的反应以及该条约所起的作用。4月2O日，蒋介石曾“约中央常委商谈对苏日协定之态度”。于右任认为，如今日军已无北顾之忧，势必要抽调东北驻军加强对我进攻；冯玉祥则主张应“再派大员赴苏”，以便弄清底细。然而蒋介石却笑着说，不论派什么人，恐怕也“见不着苏联政府当局！”第二天，从日本方面传来消息说：“苏联已开始将西伯利亚驻兵西撤，以示信赖日苏协定之意。”与此同时，日军对我国襄樊地区、东南沿海以及中条山一带发动大规模进攻。王在４月２３的日记中写道：“敌军连日以数师级之众闪击浙闽海岸，宁波台州温州相继被敌占领后，福州亦沦陷。敌人用意或系作南进之准备。……延安共产党发表关于日苏协定之意见，谓苏联将继续援华但以苏之接济不致用于攻击共产党为条件。又谓日苏关于蒙古及伪满之共同声明者为当然之举，利于苏亦于中国有利。”到了５月１２日，王又在日记中说:“敌军自本月七日起，大举进中条山一带，兵力甚厚（约四五师团），且已发现满洲驻军之符号。似乎敌军有大举西犯之意。”从此，中国人民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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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代，毛泽东， 即忧国忧民，提出湖南分裂出中国的 “湘独” 主张。 这就为毛泽东参加苏联组织的颠覆中国政治活动提供了思想萌芽基础。

在1950年前，毛泽东，积极支持民族独立：
1） 毛泽东派自己的弟弟去新疆帮助新疆独立，据国民党政府军于国门之外；

2）支持东北问题苏联化，在苏联入侵中国，攻打张学良的时刻，毛泽东的湖南新民学会提出，武装保卫苏联。

3）支持满洲国日本化，诺门坎战役苏联打败日本，苏联与日本签订瓜分中国的协议--“苏日中立条约”，约定双方分别拥有“满洲国，外蒙”，毛泽东党中央表示坚决支持，并且，在解放后，把当时的“苏日中立条约”的反对派--王造时打到为右派反革命。。

4）支持外蒙分裂脱离中国，让自己的好友郭沫若在毛左控制的《人民日报》，大张旗鼓的声明“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反对外蒙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