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王造时，向红卫兵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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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作为清华大学第一任学生会会长、五四运动的老前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著名爱国民主人士，33岁的王造时与章乃器、邹韬奋等七人因主张国共合作抗日被国民党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成为1898年戊戌六君子之后最著名的精英群体获罪的事件，轰动中外。

1966年8月，数十名红卫兵占据王造时的家长达40多天，将王造时打得死去活来，他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海容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王造时入狱后，两个儿子惨死在家中；1971年8月，戴着手铐躺在监狱医院病床上的王造时，死于肝肾综合症。

王造时“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起诉；时隔30年，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罪被起诉”。令人惊异的是，家破人亡的他，在狱中要求难友不要为难整他的人：“我也有责任，我教了一辈子书，没有把青年教好，我内心很内疚，你再放他一马吧！”

学习王造时，向红卫兵道歉

红卫兵道歉是好事，接受道歉或为此感到欣慰的老师，是否可以考虑向王造时一样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责任呢？

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老师、家长都一直教育孩子们要听领袖的话，听话才是好孩子。白纸一张的学生，无比相信你们，领袖认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8月1日）；既然你们都说要做听话的好孩子，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还有别的选择吗？

究竟是听话还是不听话才算是好孩子，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木偶犯罪，制造、操纵木偶的罪大，还是木偶的罪大？谁更应该反思、道歉？

假如我是老师，在接受红卫兵道歉的时候，也许会像王造时一样向学生道歉：对不起，我那时候没把你们教好，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把你们教成了煞笔畜生，结果被煞笔打成了比煞笔还傻的煞笔；都不想当出头鸟，都成了出头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把孩子教得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很可能就要承担一定的后果。涉及未成年人的悲剧，成年人都有一定的责任，官员有官员的责任，师长有教育的责任。普及自由民主的公民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合格公民，才是避免红卫兵唯一有效的途径。
　　
体制不是空洞的，每个具体的个人的参与才形成了体制。作为体制的一部分，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我想，这就是王造时道歉带给我们的启示。